顏桂英: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基層民主協商制度,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社會治理領域講好中國話語,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在社會治理領域的充分展現,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全新語境。
 

一、“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本內涵

“共同體”的概念并不陌生,由來已久。人類一走出原始蒙昧的狀態,就結合為各種共同體,從而抵御來自大自然或其他人群的威脅。在這個共同體中基于共同意識、相同價值追求而自覺形成緊密相連、長期穩定的聯合體。在社會學領域,早在1887 年滕尼斯就在《共同體與社會》中提到,“共同體的本質是一種關系的結合,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機結構關系”。所以,共同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生命有機體。在社會治理的話語體系中引入共同體這一分析視角,是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一次全新嘗試和探索,試圖在社會治理領域構建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全新語境。

201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要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調動城鄉群眾、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自主自治的積極性,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首次把社會治理上升到國家制度安排層面,意味著我們開始把社會治理的相關經驗與理念逐漸固化定型為剛性的制度安排,體現的是中央對于社會治理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與精準把握。

“社會治理共同體”并不是“社會治理”和“共同體”兩個概念的簡單合并,將“社會治理”與“共同體”疊加使用,充分表達了黨中央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更高目標。社會治理共同體意指政府、社會組織、公眾等基于互動協商、權責對等的原則,基于解決社會問題、回應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標,自覺形成的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且關系穩定的群體。事實上,社會治理本身已經包含了合作和共識兩個基本元素,蘊含了形成共同體的價值追求??梢哉f,社會治理共同體既是社會治理的主體也是社會治理的客體,是由這些參與其中的群體展開治理行動的。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人人”不僅是指單個社會成員,很多時候是指共同組成社會的其他組織、單位、機構及團體等,無論是政府機構、企業,還是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都是社會成員之一,所有這些一起構成了社會治理共同體。所以,社會治理共同體是一種綜合性共同體。這種綜合性共同體同時體現在它的包容性上,強調共建、共治、共享。在我國,這種共同體是“一核多元”、政府主導式的網絡化治理結構。

二、新時代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特點

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既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也是一個行動共同體,體現著“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核心理念。

(一)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共建,是指政府、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公眾等社會治理主體共同參與社會建設。這與“人人有責”相對應,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礎,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強調要尊重民意、匯聚民智、激發民力、改善民生。以往政府單向度管理社會事務,不僅耗費資源多、治理效能低,且嚴重影響其他主體參與治理的積極性,使其更加依賴政府。共建理念下的社會治理,旨在促使多元主體在共建的理念下協調利益關系,喚醒“主人翁”意識,進而達成協同治理社會的共識。

(二)治理過程的協作性。共治,是多元治理主體以人民意愿為基點、以民主協商方式,整合社會資源,合作管理公共事務。這與“人人盡責”相對應,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基本原則,強調社會治理過程的協作化。以往的社會治理大多是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來推動,由于依賴“運動式”治理和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作,往往造成社會治理在時間、空間上的“條塊分割”,難以形成整體,制約了社會治理的效能。而共治理念下的社會治理,要求建立多樣化的協作機制與激勵機制,使多元治理主體有更多機會參與到社會治理活動中來,在治理實踐中鍛煉提升治理能力,激發治理熱情,盡到治理責任,從而產生“1+1大于二”的“共同體”效應。

(三)治理成果的共享性。共享,是指多元治理主體共同享有改革發展與社會“善治”成果。這與“人人享有”相對應,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價值指向,強調社會治理成果的共享性。傳統的社會管理缺乏有效的上下互動與溝通機制,人民群眾的合理訴求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回應,由此加劇了矛盾沖突,人民對社會治理成果缺少應有的認同感。而共享理念下的社會治理,需要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基礎上,建立利益分配與補償機制,同時注重加強教育引導,培塑良好積極的社會心態,使人民群眾體會到切切實實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新時代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具體舉措

(一)堅持把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保證。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必須堅持黨對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領導,這是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獲得成功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治理得以順利開展的政治前提。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社會治理全過程,提高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真正把黨的理論優勢、政治優勢、制度優勢、密切聯系群眾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強大效能。一方面,推動基層黨建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鶎邮巧鐣卫淼幕A和重心,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務群眾的最前沿。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要把加強黨的基層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覆蓋面寬、聯系黨員群眾廣的優勢,最大限度把群眾組織起來,創新完善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組織形式,完善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構建黨組織領導下的“公共服務圈”“群眾自治圈”“社會共治圈”。把黨建引領貫穿于基層社會治理的全過程和各方面,通過組織引領、能力引領、機制引領,使黨的建設融入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構筑好基層治理“橋頭堡”,打通每一個“神經末梢”,真正把基層黨建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工作優勢。另一方面,以黨建為引領,破解基層治理核心難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層組織,優化組織設置,理順隸屬關系,創新活動方式,擴大基層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我國城鄉基層社會結構,生產方式和組織形態發生了深刻變化,城鄉建設管理難度加大,城鄉基層治理面臨許多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牢牢抓住黨建引領這個根本,去有效破解城鄉基層治理難題。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是基層治理的工作目標。我們要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建設,切實做好群眾急切需要解決的難題,這既要宣傳好黨政方針,又要及時為他們排憂解難,從群眾中來,又要回到群眾中去。

(二)堅持把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根本立場。共建的力量來自人民,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共享的成果為了人民。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緊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把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變成億萬人民參與的生動實踐,真正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最廣參與者、最大受益者、最終評判者。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發揮人民群眾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謀劃發展,最了解實際情況的,是人民群眾;推動改革,最大的依靠力量,也是人民群眾。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維,主動適應新時代社會矛盾發生的新變化,把老百姓的難點痛點作為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著力點,著眼于小事、瑣事,著眼于急事、難事,著眼于公共之事、常規之事,從人民群眾“煩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抓起,讓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建設更加利民、惠民、便民。把如何評判的“表決器”交到群眾手中,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成效的根本標準,更充實、更有保障、更持久地滿足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堅持把開放融合作為根本取向。新形勢下,社會治理需要解決的問題跨界性、關聯性、復雜性增強,需要黨委、政府、社會、公眾攜起手來,形成社會治理共同體。要樹立開放融合的現代思維,在堅持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同時,調動社會參與積極性,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為共建共治共享拓展廣闊的空間。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我們的社會治理包括政府社會管理,政府必須起主導作用。開放融合的現代思維,就意味著要正確處理國家、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國家、市場、社會各自的功能。尤其是政府要建立責任清單、負面清單,明確哪些必須做,哪些不能做。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在共建共享過程中,城市政府應該從“劃槳人”轉變為“掌舵人”,同市場、企業、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務、承擔社會責任。把市民和政府的關系從“你和我”變成“我們”,從“要我做”變為“一起做”,才能真正實現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四)堅持把民主協商作為根本方式。群眾的事情群眾商量著辦。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充分運用民主協商的方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凝聚社會治理的最大共識,形成社會治理的最大合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要堅持公共事務由群眾商量著辦,善于在不同意見中求同、在不同利益訴求中權衡,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同心圓越畫越大。

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決策和工作,大量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有利于疏通“堵點”、消除“痛點”,也有助于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推進基層協商,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敢放手、敢擔當。對于基層涉及群眾利益的具體事務,群眾的話語權要有保障,地方黨委和政府則要加強正面引導,積極推動。這樣開展基層協商,換來的是民心凝聚,樹立的是黨委和政府形象。

“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人民內部各方面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這樣做起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礎,也才能凝聚起強大力量。

(五)堅持把活力和秩序統一作為根本目標。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系,是社會治理的大學問。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國政法工作會議上指出:社會治理是一門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要講究辯證法,處理好活力和秩序之間的關系。秩序代表著社會的有序、和諧與穩定,它是社會理性的表現,主要通過法律、制度和道德來規范社會各主體的行為;而活力則蘊含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性,是社會各群體創造力的競相迸發和個人潛力的充分發揮,體現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與人類文明的可持續性,它主要是通過深化改革與社會公平的激勵機制來實現的。構建一個活力與秩序相統一的社會,需要我們一方面加強法治和道德建設,改革那些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制度,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需要我們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和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努力改善民生,解除人們的后顧之憂,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極大地釋放社會的活力,讓人們的創新活力充分涌流,讓人們參與發展的動力競相迸發。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要兼顧打擊與保護、管理與服務,通過規范與激勵,既建立疏密有度的制度約束,讓社會成員依法依規行事,又搭建開放包容的創造空間,讓社會活力競相迸發,確保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和諧有序又充滿活力。

 

來源:學習強國-云南學習平臺

顏桂英,中共云南省委黨校(云南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審核:朱銳勛)

(編輯:任成斗)
久久精品国产日本波多野结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