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黎明:全面依法治國的文化支撐

法治文化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所謂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由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法律意識、法治觀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識、法治習慣、法律行為、法治文藝、法治宣傳、法治(法學)教育、法治環境、法治氛圍等構成,有利于法律實施的社會心理支持力量,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靈魂和基礎。

文化對法律制度有著重要影響和支撐作用

中國古代法律自始至終都是一部“皇權(或王權)至上”的發展史,歷代君主都以法律的形式,劃分君臣名分,君是君、臣是臣,不得逾越,等級特權制度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同時,在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中,道德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效力。通過道德這樣一個更高階的規范,形成社會的道德秩序。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一直認為人比法律更重要,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由人來運用的。所以中國的法律制度設計選擇賢人來進行審判,這種審判結果才是符合正義的、符合道德標準的,所以,中國的法律傳統不太強調規則支配,而強調賢人支配。

縱觀西方國家的法治進程,是由市場經濟的內部發展,伴隨市民社會的形成緩慢演進的過程,進化的時間很長,動力是內在的。中國法治化道路,則是后發的,動力是外在的。傳統中國鄉土社會,法律稱為是情理法。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當中,看重的是人情,天理,也就是說我們有刀制,沒有水治。我們的文化土壤缺乏現代意義上法治基因。一直到近代迫于一種深刻的生存危機、外部壓力,才開始學習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刑法、民法、商法。

歷史發展表明,蘊含、體現和弘揚法治精神的法治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長期積淀中形成的,對法治建設起著無可替代的支撐作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比如權力至上的傳統、以道德為規則的情理法、賢人支配的法文化等等對現代法治建設具有負向影響。但是,中國也具有諸多可以轉化為滋養現代法治建設的優秀文化傳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像儒家重視道德教化,重視犯罪預防,主張先富后教、德刑結合、刑罪相稱,像法家重視法律在治國中的作用,主張因時制法、事斷于法、以法治國等等,在當今法治的嶄新制度視野下,都將成為中國特色法治精神的寶貴歷史資源。更何況,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的艱辛探索和奮斗,人治賴以生存的小農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法治國家所需內生動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有了巨大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探索之路,深刻總結了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依法治國方略,并相繼作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法治國家建設制度安排,可以說,有利于法治文化培育的資源越來越多。

全面依法治國離不開正確理論指引和文化自信

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了新中國,同時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里程。從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確立了法律的地位和權威;再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標志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極其重大的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依法治國。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法治中國”的建設目標,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黨的十九大召開后,黨中央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又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的目標要求,強調“有效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不久前,在黨的歷史上首次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全面依法治國工作作出了戰略部署,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一切偉大的實踐,都需要科學理論的正確指引。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國實踐取得重大進展,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局基本形成,根本在于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指引。同時,我們黨通過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推動法治價值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和主流文化,充分發揮和顯示了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優勢和自信。實踐證明,全面依法治國,就要在著力完善法律制度、加強法律實施的同時,調動全社會的力量,不斷完善機制、創新形式,著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使法治信仰、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思維在全社會牢固樹立起來。

以弘揚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法治精神是人們對法治的尊崇、敬畏、捍衛和厲行,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法治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文化的建設離不開執政黨的法治引領、政府的法治自覺和公民的法治自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執政黨的法治引領。只有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各級黨組織和黨的干部對法治是認真的真誠的動真格的,是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我們的人民群眾才會逐步確立對法治的遵從和信賴。因此,各級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要做奉法的模范。要摒棄特權思想、人治思維、長官意識,對法治常懷尊崇、信仰、敬畏之心,不謀求法外特權,不尋找法外之地,才能推動全社會形成崇尚法治的鮮明價值導向。二要做學法的模范。要順應時代要求,把學習和掌握法律作為修身、為人、從政、做事的必修課程、必備素養、必過門檻。三要做守法的模范。要牢記法律紅線,自覺做到“法不阿貴,繩不繞曲”,不因位高權重而無視法律,不因人情干預而踐踏法律,帶頭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文化環境。四要培育法治思維。要深入掌握法律知識、法治理論,主動以法治思維看待問題、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通過執政黨法治實踐而積累的法治自覺,就能培育每個公民的法治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讓遵紀守法成為一種法治常態。

政府的法治自覺。法治政府建設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任務,對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具有示范帶動作用,各級政府必須增強新時代法治建設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政府的法治自覺,可以積聚全社會的法治信念和信心。一要提高立法水平。各級政府要把準立法選項,堅持“開門立法”,做好立法項目的立、改、廢;要提升立法質量,充分體察民情、集中民智、回應民意、保護民利。二要規范決策行為。要完善行政決策程序、落實法律顧問制度、健全決策問責機制,堅決杜絕不科學不合法的決策行為。三要創新執法模式。政府既要嚴格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又要推進服務型行政執法,實現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建設有機統一、協同推進。四要強化執法監督。要加強對關鍵部門和崗位的監督制約,完善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和專門監督,同時全面推進政務公開,通過進一步扎緊制度“籠子”,真正發揮法治作用、彰顯法治力量。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感受到的公平正義中積累成為對法治的信心和信念,當這種信心信念越來越積聚成全社會的共同認知時,就會沉淀和凝練成為我們民族新的國民品質和國民精神。

公民的法律自律。法治文化不會隨著法治國家建設自然到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主體是全體公民,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法治文化建設必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教育體系做支撐。公民的法治教育所關注的不僅是簡單的道德說教,更要緊是明白作為公民應該擁有的權利義務;不僅是通過簡單的法律條文普及,更是要通過持之以恒潤物無聲的公民教育使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公共服務、公共道德潛移默化變成公民最基本的價值理念、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不僅僅要讓大家懂道理講道理,更要成為懂規矩守規矩的公民……只有這樣,才能造就有知識、有能力、負責任的公民。這是生成中國法治文化的前提和希望。當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公民個體,經過公民法治培育和洗禮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合格公民時,中國的法治社會建設才有希望,中國的法治精神才有希望,全面依法治國才有希望。

來源:學習強國-云南學習平臺

熊黎明,中共云南省委黨校(云南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審核:朱銳勛)

(編輯:任成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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